公务员 人事考试网 贵州好工作 2008-08-05
侧重主要内容型
一、2006年安徽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材料
该段点出了整个材料的主题:国家助学贷款落实不力问题。 在近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就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甘肃八省区助学贷款不落实、走过场提出严厉批评,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张保庆谈及此事表示自己既愤怒,又忧虑,又无奈,很复杂。
第二段、第三段带考生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国家的助学贷款政策发展历程以及现状——虽较之前有进步,但与理想目标相去甚远。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改革,经济困难学生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教育部的数字,到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为保证这些困难学生有学上,国家于2000年正式推出了助学贷款政策。但到2004年6月底,实行五年的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仅52亿元,全国只有约80万学生享受了贷款,这与有关部门最初的预计相去甚远。
针对各方反映,2004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原有政策做出了调整。但据教育部统计,实行新机制的2004至2005学年里,全国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虽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距离一年100亿元的基本理想目标仍有相当差距。
此段虽短,但它是对下文的一个整体概括,其作用不容忽视。日前,中央电视台就助学贷款、高校收费、教育现状等问题,专访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关于地方政府
此话是对文章中的几段话(从“记者:助学贷款应该是件非常好的事,……”到“……我们当天反馈的这些省市大体是一样的”)的高度概括,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认为地方政府困难到拿不出几千万来做助学贷款工作是“不可思议”的。■我不认为困难到拿不出几千万来助学贷款
记者:助学贷款应该是件非常好的事,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这项工作推进得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您点名批评了八个地方。这一把是不是得罪了好多人?
张保庆: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批评得不对。
记者:您去年亲自去的几个地方里面,有四个地方的名字被您点了,所以看起来你们说话是不是有点不管用?
张保庆:它牵扯到许多部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记者:您刚才说了,牵扯到很多部门,但给人感觉是你们第一板子就打到地方政府身上,你是不是感觉他们责任重大?
张保庆:对,既然是很复杂的工程,就必须靠政府出来统筹和领导。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地方领导和党委重视的结果。
记者:是不是咱们也平心而论,客观地站在当地政府角度上想想,比如说其中好几个都是西部地区,如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他们可能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没办法很好地落实这一块。
张保庆:对新疆,对内蒙古,对宁夏,这些地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是有点困难。但我不认为就困难到拿不出几千万来干这个事,何况对于这些地方,中央财政都有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另外我们财政部也商量好了,他们只要干起来,对他们有困难的地方,将来我们还要给予补贴的。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地看他们到底有多大困难。
记者:好听的先讲到前面了,现在没办法了,给了些狠招。这回是拉上了财政部,财政部总体的意思就是不给钱了,我们看教育部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调减一些招生计划,不给设博士、硕士点了,然后暂停一些费用了。你觉得这些措施够狠吗?
张保庆:这应该说是我们两家在现有职责范围内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
记者:你觉得这些措施会不会管用?
张保庆:我希望在不管用的情况下能把工作搞好,但对那些不自觉的地方,我想还是管点用的。
记者:万一在某些地方即使有了这些措施,但还是不管用的话,怎么办?
张保庆:那我们就跟财政部组成联合调查组,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跟他们商量,到底有多大困难,如果这个省,这个地方真说出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会帮他们解决的。
记者:在你们督察组下去前,我们先请了几位记者下去跑了跑,我们听他们说说这些地方政府到底有什么困难。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我们的记者回访了几个省市,包括黑龙江、宁夏、甘肃、海南,我们以宁夏为例讲一下,应该是9月1日宁夏大学向自治区教育厅递交了一份汇报,就是关于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恳请政府职能部门协调银行,加快加大国家助学贷款发放的力度。其他的就是黑龙江,还有甘肃,还有海南,我们当天反馈的这些省市大体是一样的。
此话是对文章中几段话(从“记者:大体一样是什么意思?……”到“……这才能说是”)的内容的概括,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同意银行贷款贷不下去的理由是因为学生违法造成的。■我不同意贷款贷不下去是因为学生违约造成的
记者:大体一样是什么意思?
张保庆:银行不干。
刘万永:我们记者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是学校和银行落实党和国家政策规定共同担负的责任,但在具体工作中常常表现出学校一头热,银行一头冷的现象。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张保庆:我同意中青报这个判断。当前有没有风险呢?有,所以我们在政策设计上,特别是去年调整了政策后,我们充分考虑到风险,所以才有建立了风险补偿金,我们中央定的是15%,就是按照实际贷款额的15%提取风险补偿金,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如果提到15%作为金融界来讲就没有太大的风险了。第二,我们为减少风险,这些年来一直加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但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就是因为学生违约,贷款不还而造成贷款贷不下去。
记者:我们确实采访了几个北京地区的高校校长,他们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学生还款的情况还真的不太理想。
张保庆:不理想与不太理想是两个方面,不理想可能存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我们推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真正开始是2000年,最多是今年开始还款,按当时的还款期限到2008年才能看出这个还款的情况。去年调整政策是十年一个周期,以后要再过十年才能下这个判断。
现在有没有点问题呢?有。比方说现在确实有部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按原来的政策设计是从毕业后那天起就开始还款,这个现在看来做不到,我认为,他们认为还款不理想的恰恰是这部分同学,而这部分同学是在新政策调整里边是允许他们找到工作才开始还款的。这个现象校长的判断也不准确,不管哪个学校的校长,说明这个校长挺官僚的,他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是个很不严肃的说法,真正的说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到2008年看,如果2008年或2010年这个周期完了后,出现了大面积违约,那时我们可以判断,这才能说是。
此句是对文章中几段话(从“记者:如果那时得出这么一个判断的话,银行不就惨了?……”到“……思考一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道理”)内容的概括。但这个主题句没有点明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让“银行思考”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银行不应担心造成的坏账,因为由国家政策风险补偿金担保;
二、相信学校培养出的大学生是守信用的团体;
三、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虽有一定矛盾,只要经过双方努力是可以调和的。■希望银行好好思考一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记者:如果那时得出这么一个判断的话,银行不就惨了?
张保庆:银行也不惨,国家政策风险补偿金不是补着吗。退一万步讲,这个原因造成的坏账,国家还有大政策,可以注销,有什么?
记者:您这样说下来,我如果是个大学生,我认为,不还款也没有关系。
张保庆:我是讲这个道理,但我不希望学生不去守约。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出的大学生将来是我们国家最不守信的一个团体。
记者:咱们再回到银行,现在既然体现出这么大的矛盾,那我们也替银行考虑一下,其中好多都是商业银行,他们有权决定是不是贷款,但现在你们好像一定要他们贷款。
张保庆:我说也不是所有的银行,因为把人家银行都带进来也不对,据我所知现在大部分银行态度还是好的,比如中国银行,搞得很漂亮。我说的是少数银行,咱们先划清这个界限,不是全部的银行。第二,银行提的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现在既然是商业银行,人家有人家的游戏规则,这是对的。但现在有一个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是一个政策性的贷款,又要叫商业银行来操作。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之间是一定矛盾的,但我也再说一句话,这个矛盾不是不可克服的。当然我也不强求银行同意我的判断,但我希望银行界好好思考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道理。
关于高校收费
此句是对文章中的几段话(从“记者:2004年居民的年均纯收入……”到“……提高收费标准”)的概括。即主要讲述了我国高校的收费相比家庭收入是比较高的。■是贵了我承认
记者:2004年居民的年均纯收入城镇9 000多块钱,农村接近3 000块钱,一个大学生本科四年,我们差不多算平均水平四万块钱,那就相当于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农民家庭就要13.6年纯收入,我们还没按最贫困的家庭,如果按他们算恐怕得20多年的纯收入才行。您个人觉得是不是贵了?
张保庆:是贵了,我承认。第一,现在这个学费是贵了,因此2000年以后,每年都是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提出一个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各地执行,从2000年起就一再强调要稳定收费标准,绝不允许再提高标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必须要把家庭困难的学生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富裕点,多收入点,收点学费之后,如果搞点二次分配,再给贫困学生多支持一点,这也是个办法。所以特别要把贫困学生做好,只要做好了就弥补了前面那个缺陷,但可惜做得不理想。现在有些学校不择手段地巧立收费项目。
是高的,我们大家说坦率的话,不是北大清华算的高,倒是那些越是一般的高校,或差点的高校收费高,这倒是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记者:为什么?
张保庆:第一,培养成本根本没那么高,日常运行成本也没那么高,他凭什么收那么高呢?现在有些学校,有些学校领导,有些学校的经办人员在不择手段地巧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此句是对文章中的几段话(从“记者:这样的地方多不多?……”到“……有些收费是打擦边球”)内容的概括。即主要说明我国部分高校收费之所以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变相收费或乱收费造成的。■大家反映比较厉害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记者:这样的地方多不多?
张保庆:不少,据我了解可能有几百所高校。
记者:占全国高校的什么比例?
张保庆:可能占20%吧。现在全国将近2 400多所普通高校,大家反映比较厉害,乱收费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记者:你们不管吗?
张保庆:每年都查,凡查出严重违规的,有些校长是要撤职的。此外,所有的收费全部没收。还要说明一点,有些收费是打擦边球的。
关于教育投入
此句话是对文章最后几段话内容的概括,即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对教育投入不足。■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投入不足
记者:现在从全国来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足不足,不足的话差多少?
张保庆:不足。现在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投入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政府的投入滞后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现在教育界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此引起的。
记者:您在教育部工作已20多年了,从教育部自身来讲,为什么教育部每年面对这些老问题,然后还解决不了?为什么?
张保庆:要说这26年的体会,我在别的场合讲过,第一是教育太重要了,重要到确实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我这不是危言耸听。第二,把教育搞好太难了,难就难在我刚才说的,我再补充一条,还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讲人治也好,讲法治也好,法还是靠人来制定的,执行法还是要由人执行的,而且中国目前很多情况还有人治的痕迹很重,因此领导者的决心,领导者对教育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我们教育的成败。所以回到原来的题目,教育太难了。但还得说一句增强信心的话,前途是光明的。
申论要求
根据上述题材概括大意。150~200字。
这篇申论材料条理很明晰,虽然它是采访类的资料,但各个讨论的观点都一目了然。文章中的小标题可以帮助考生获取信息,迅速领会各部分的主旨。
参考答案如下:
日前,中央电视台就助学贷款、高校收费、教育现状等问题,专访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他认为,贫困学生不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值得同情但也有不值得原谅的地方。但他不同意贷款贷不下去是因为学生违约造成的,而在于地方政府,他严厉点名批评了海南、天津等八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毫无作为和部分高校变相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最后他还认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投入不足,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
二、2007年江苏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材料
材料1 全国“两会”期间,有的代表、委员提出,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目前还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现象。
按照他们提供的调查数据,对于农村社会救助资源供给的开发,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或者是国际社会,都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从政府对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来看,存在着总量不足的问题。以2002年为例,“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全国社会保障金”三者支出总额为1 716.5亿元,但投入到社会救助方面的资金总额还不到100亿元。从2002年的情况来看,国家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总量增加了,但增量部分都投入到了社会保障,并没有投入社会救助,尤其是农村社会救助领域。
给定资料2通过一个个具体数字资料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还存在种种问题,即该资料第一段中所阐释的理论部分。材料2 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包括临时性的贫困救济、灾害救济、农村五保救济、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由于农村社会集资能力、个人支付能力低,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大,筹集资金贫乏,社会保障物质基础薄弱,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作过种种努力,但是农村社会救助依然存在种种问题。
某镇辖17个行政村,114个村民小组,拥有耕地32 000亩,有农户8 900户,32 340人,其中农业人口29 740人,非农业人口2 600人,全镇60岁以上老人达到2 966人,贫困户达326户,735人户,农村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占3.6%,相对贫困人口2 800人,(年人均纯收入626~865元)占8.6%,在我国经济收入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中,最明显且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存在的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中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的人口,又是社会结构中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某镇农村弱势群体人口,包括自产自食农产品折价的人均纯收入仅916元,尚有一定数量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大多数农村弱势群体农户举债度日,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按目前低于中等水平的消费品市场价格折算,625元的年收入只能折合大米260公斤,蔬菜390公斤,肉类125公斤,植物油101公斤,食盐347公斤,根本无法顾及其他的消费需求和个人发展需要。这就表明还有一部分农村弱势群体尚未解决饱腹问题。
截至2006年3月,我国各地农村一直延用的是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近年来,各地区的农村五保救济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经济形势、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五保供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据调查了解,某镇应保五保供养人数为197人,已落实五保待遇109人;由于财政资金缺口大,应保未保人数达88人。2005年龙头镇财政拨付五保供养费33 200元,按197人计算,平均每人每年168元。镇敬老院集中休养37人,如按每人每月150元标准拨付,全年共需55 500元,敬老院需自筹22 300元,分散供养160人,如按每人每年300元计算,需要48 000元。以上两项共需103 500元,与镇财政实际拨付33 200元相差70 300元的资金缺口。五保供养实际上是捉襟见肘,这无疑给镇、村两级本来拮据的经济雪上加霜。
此段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救助面的局限性;二是救助水准的超低性。材料3 据报道,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到344元,最低的只有100元左右。而农村社会救助与城镇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显得更低。以2002年为例,农村社会救助对象总数为6 000万人,得到救济的传统救济困难户为17 714万人,五保户213.3万人,其他救济对象250.5万人,以上三类人相加得到救济的人数为2 235.2万人。年人均749元,月人均62元,如果按照社会救助对象总数计算,月人均23元。在救灾方面,灾民总数为3.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1 717.4亿元,国家用于灾民生活的救济款为40亿元,人均10.8元,更是杯水车薪。
此段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待救助对象的不公平性;二是救助程序的不规范性。城镇公民基本上得到了宪法所规定的物质保障权利,贫者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病者有医疗社会救助,大病不用愁;下岗者有失业社会救助,以待东山再起;老者有养老社会救助,颐养天年。而作为农村公民则对宪法所规定的这种物质保障权利大部分不能得到,病者无医疗社会救助;失业者无失业社会救助;贫者(灾者)所得到的定期社会救济和临时社会救济并非是“应保尽保”,往往只有16%~50%的贫困者受惠;老者得到救助的也并非是全体老人,只有“三无对象”的五保户,甚至连五保户也只有70%左右得到救助。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救助处于一种无法律可依,无程序可循的无序状态。
给定材料4主要讲的是:民政部招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材料4 据报道,民政部于2005年11月25日召开第18次部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冬令期间受灾困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
据了解,2005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到洪涝、旱灾、台风、风雹等自然灾害影响。珠江流域、福建闽江、淮河干流、辽河流域的浑河和太子河等江河发生较大洪水和大洪水;长江支流汉江、黄河支流渭河和下游山东境内发生较为严重的秋汛,局部地区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频发;海南、云南等省局部地区旱情严重;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受强台风多次影响,风雹灾害点多面广。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并与财政、农业、统计、气象等部门会商,2006年冬令期间全国有7 250多万人需要政府给予口粮救济,有2 150多万人需衣被救济,有500多万人需伤病救济,今年冬令期间救害任务仍很繁重。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冬令期间是受灾群众困难最大的季节,应帮助灾民安全过冬,切实解决受灾群众面临的口粮、农资和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给定资料5通过三个具体的事例说明设立司法救助资金,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材料5 有理却没钱打官司的现象在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以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肖扬院长在制,体现了司法为宗的宗旨,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
2007年1月10日,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里,当陈邦德、胡凤梅夫妇接过2万元司法救助专款时,顿时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陈邦德夫妇是武汉市黄陂区人,2004年9月24日晚,其爱子在城区“零区”迪吧跳舞时与人发生争执,在被警察带离现场的途中被多人围殴,胸部中刀抢救无效死亡。5名凶手最终被判刑,并被判向陈邦德夫妇赔偿130 797.6元。
2006年3月29日,陈邦德夫妇将其中的2.1万元赔偿款领走,尚欠下109 797.6元需要强制执行。为了便利执行,宜昌中院依法将本案分别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秭归、湖南常德以及重庆市的法院执行,并多次督促或询问。但三地法院经过调查,答复5名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被执行人正在服刑并且确无执行能力,而陈邦德夫妇年事已高,又身患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基本生活不能保障。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宜昌中院积极争取市财政局的支持,为其发放了2万元司法救助专款。1月10日上午,当还沉浸于丧子之痛中的陈邦德夫妇在中院执行庭拿到2万元救助款时,心情无法平静,连连表达对政府以及法院的感激之情。除陈邦德夫妇外,另有3人也获得各1万元的司法救助。
母亲瘫痪在床,女儿无钱上学,身为全家唯一劳动力的淳安农民徐角银,来杭打工一个月又被车撞成骨折。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徐角银的情况后,立即应允他缓缴诉讼费。经优先立案、审理,法院依法判决肇事车单位赔偿他5万多元。
下岗女工祝女士与徐角银有类似遭遇,她的女儿林林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在校读书期间,学校曾动员她退学。后来,林林旧病复发,学校派人将其送往医院,途中不幸死亡。祝女士提起诉讼,要求学校巨额赔偿。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考虑到祝的实际情况,还是主动为她免去1万多元诉讼费。
如今,像徐角银、祝女士这样的司法救助受益者越来越多。仅去年下半年至今,杭州两级法院就对近300起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免交诉讼费116万多元。这些收益者中,有的是儿女不肯赡养的老人;有的是父母不给付抚育费的儿童;还有的是交通、医疗、工伤等事故的受害人……
给定资料6的前四段主要是通过薛仁群这个个案来说明在我国许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遇不幸事故时常常面对的是认定工伤“门槛高”而得不到救助的困境。
给定资料6的后四段实际暗含此材料6 在花费5万多元的医疗费,欠下3万多元债务之后,昨天上午,薛仁群的丈夫只得无奈地在医院里收拾行装出院。因为在工地摔伤,腰椎和骨盆均骨折,薛仁群已经卧床一个多月。医生告诉她丈夫说,谁也不知道她的未来怎样,也许将永远瘫痪。即使是这样她仍然不得不出院,目的只是为了省钱。
薛仁群夫妇二人在建筑工地涂漆工,没地方住,为了省钱,他们平时就住在工地,2006年10月21日中午下班后,薛仁群因为床板不平,就走到工地脚手架上,想拿一块无用的板来铺床。层意思,即应对需要帮助的外来工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以改变农民工在争议处理中的弱势。脚手架和楼的连接处有一个空隙,上面被油纸布挡住了,她没有发现,就走了过去。结果掉了下来,被摔成腰椎爆裂性骨折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实施了两次手术。
因为她是在下班时间摔伤,建筑公司说不是工伤,刚开始时不愿赔偿。因为没钱动手术,薛仁群的手术从21日拖到28日晚上,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为了挽救病人生命,医院最终还是在费用未到位的情况下,提前为她施行第一次手术。后来,经过工友围堵公司讨要医药费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单位才前后拿出2万多元。
但是,昨天薛仁群出院结账时,费用一共是53 855元,另外还有3 000多元急诊费用没有算进去。为此,薛仁群的丈夫从四川老家向亲戚们借钱,亲戚们每人借一两百元给他们,也只凑了1万多元。幸运的是,在厦门劳动监察大队一位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为他们又筹集到1万多元的爱心捐款。
据法院介绍,近期厦门市各级法院也受理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这些案件大都是因为企业没有为农民工缴交工伤保险费,导致劳资矛盾突出,损害了农民工权益,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此,民工们普遍感到担忧,今天他们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们病了,或者受伤了,社会却可能抛弃他们。
据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介绍,厦门市现有外来工约95万人,本地工人约71万多人,外来工比本地工人多出20多万人,但是大部分外来工没能得到医疗和工伤保险,他们从事的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一旦得重病或者发生工伤事故,却无法得到厦门市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保障,无奈的他们只能采取跳楼、跳海等极端方式,以求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一现象应引起全社会的共同重视。
据劳动部门统计,近年来单位发生工伤事故后,企业不承认职工是本公司人员的事件在成倍增长,仅去年上半年就有近200起类似事件。一旦工人非因工负伤或者重病住院,这些未依法给职工办理医疗保险的单位,很少能依法给他们报销医药费。
另据了解,近期内厦门市各级法院也频频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其中许多都是因为企业没为外来工缴交工伤保险导致的矛盾。
给定资料7主要说明了一个主题:材料7 据报载,8月1日是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并实施一周年的日子。海口怪现象——“职业乞丐”拒绝政府的救助。这天上午,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想为街头乞讨的流浪人员提供援助,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整天下来,他们劝说的8名乞丐竟无一愿意接受救助。
工作人员在海口万绿园内首先发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正在不停地向过路的游客伸手乞讨。工作人员向老汉表明身份,并表示可为其提供救助。没想到老汉毫不领情地说:“我在海口乞讨已经一年多了,不需要什么救助。”然后就慌忙走开了。随后,工作人员又发现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拉着游客的衣服要钱,工作人员询问女孩家在哪里,想不想家,但没等工作人员问完话,小女孩就飞快地跑开了。工作人员在万绿园、滨海大道等路段忙了一天,共对8名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活动,结果都遭到拒绝。
海口市救助站李庆学站长介绍,该救助站成立自去年8月正式挂牌后,曾多次派出专人专车走上街头,劝导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接受政府救助,但常常无功而返,救助站面临着劝导难、“职业化乞丐”不肯进站的问题。
李庆学说,据他们调查,绝大多数的街头流浪者,把乞讨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他们不想回乡,宁愿沿街乞讨,也不愿意接受政府救助。这些流浪乞讨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职业乞丐,他们具有劳动能力,却不肯自食其力,有的甚至幕后操作未成年人或残疾人向市民进行强讨强要,利用市民的爱心谋取钱财。
给定资料8主要是说:社会救助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应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救助更多的人。材料8 正安县是仫佬族聚集县份,全县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烤烟,由于多高寒山地,粮食产量一直处在全省的下游,农民常常是吃了上半年就依靠玉米糊糊、土豆、红薯等度日。靠天吃饭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农民孩子的生活,学费都寄托于天,收成好就能开开心心地上学堂,收成不好则只能远远地望着,不敢奢求温饱以外的学堂生活。
全县共19个乡镇,152个行政村(包括社区、村委会),59万人口,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一产薄弱、二产贫弱、三产低弱、财政脆弱、城镇化扶贫开发重点县。教育基础设施简陋,教师资源相对贫乏,很多地方的学生来上课,一些校舍还是危房,严重威胁在校学生和老师的安全。
他们之中,很多贫苦的孩子没有遮掩衣物、没有能写出字的笔、没有可以写字的纸,他们用的还是一个城里孩子想都不会想的铅笔头,写的是粗糙的草纸,而孩子眼中普通的文具盒、卡通笔、修正液、白纸,对于他们来说更是梦中都不曾梦到的稀罕玩意。
只要一点点,真的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为他们买一支笔、一个本子、一块橡皮、一把尺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们本来都是无辜而平等地降生在这个世界的,后天的不幸却让他们承受着不平等。为了这些孩子,我们迫切地希望来自全社会的援助,让他们可以上学,可以用上简单的文具。这对城里的孩子不是什么奢望,但是对农村的孩子真的是最大的愿望。
给定资料9主要说:孙海平提议建立运动员互助基金,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生活问题。从中反映了我国救助体系面对新问题的滞后性。材料9 著名田径教练孙海平昨天与艾冬梅在录制节目中相遇,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生活问题,孙海平提出一个建议,建立运动员互助基金,由现役收入较高的运动员捐款成立基金会,以救助退役之后生活困难的运动员。
“退役后生活困难的运动员还有很多,艰苦的不只有艾冬梅。我觉得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让目前成绩优秀、收入不错的现役运动员,比如刘翔,捐款设立基金,以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生活艰苦的退役运动员。”孙海平说,昨天和艾冬梅见面后,邹春兰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我希望体育行业中那些有钱的运动员能帮助更多有困难的运动员。”邹春兰认为,体育人帮体育人,大家始终是一家。艾冬梅在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的奥运之星保障项目组执行人黄迪的通话中也感慨:“我早就想过,社会上是否能有一个专门帮助运动员的组织,那样的话,不光是我,更多的贫困运动员就可以得到救助了。”
给定资料10主要是针对“救助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而发的感慨:社会救助不是“唐僧肉”。材料10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维护着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的最低目标,人人都有提出社会救助申请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社会救助被许多人误解了,认为只要其提出申请,其要求就能得到满足。
社会救助资金是国家的专项资金,正因为是国家的钱,所以人们都千方百计想去占点便宜。各种困难申请报告送到办事员的手上,困难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有残疾人无收入来源的,有家人生病致贫、无劳动能力、患有各种疾病的,等等。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办事人员再向村级民政联络员了解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下发救助金。一些内行的人就从中看出了门道,变着花样来申请困难救助,都想去分享社会救助这块“唐僧肉”,认为这样的钱不拿白不拿,个人私欲占了上风,什么集体主义抛到一边吧!
须知,国家的救助金是用来救急的,是保障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是使救助群众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因此,如何使国家的救济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材料11 为救身患重病的母亲,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袁雪华全家负债6万元,而此前她和弟弟两人的学费已使全家欠债3万元。面对医院开据的30多张催款单和“不交款,就停药”的警告,袁雪华怀揣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多方求助未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媒体表示:“只要谁预付我2万元的工资给我母亲付医药费,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
袁雪华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这类事件,让我们在为年轻人的孝心感动的同时,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该专心学业的大学生们做出这样无奈的选择?
该资料通过关键句一、关键句二的提示说明了:这些困难人群更需要一个稳定、健全、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唯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避免这类事件继续上演的根本途径。关键句一:“救母事件”暴露了我国现行医疗救助制度的窘境。袁母身患胆管癌,6月份已有病状,9月份才入院治疗。6次入院共花费6万余元,每天的治疗费用约2 000元。而医院规定一天的医疗费不交齐就停止治疗,袁母就曾中途被迫出院一次,病情恶化后才又维持治疗。
关键句二:“救母事件”说明了当前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水平偏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救助经费增长更是微乎其微。有的在实施救助时过分强调“最低生活水平”,实际上只是起到道义上象征性的支持作用。并不能帮助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社会救助项目比较单一、大多是保障贫困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救助。现在,因病返贫、因教返贫的个人和家庭不在少数,相应的医疗和教育救助项目却成效不大。
给定资料12主要说的是:由于务工单位违规操作,位于贫困山区的陕西商洛市山阳县、洛南县的72名农民工4年前患上了目前无法治愈的材料12 洛南县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刘建农8月17日告诉记者,从去年2月尘肺民工王锦堂家属第一个拿到胜诉判决到现在,已有48名尘肺民工的案件审结,法院判决他们应得2万元至11万元不等的赔偿。还有24名尘肺民工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预计到9月底72名尘肺民工案件全部可以审理结束。
但是,为尘肺民工做诉讼代理的山阳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周全忠说,职业病尘肺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备受窒息煎熬的农民工踏上了漫长的索赔路。面对生命的濒危,我们需要严格的制度和程序,更需要效率和热情。法律让尘肺民工讨回了公正,但这个结果来得太迟。由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索赔过程千辛万苦,一些民工没有来得及等到结果便含恨去世了。
维权之路不堪回首:2002年2月25日,想尽办法维权,多方求助两年多都没有结果的32名尘肺民工联合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集团诉状,要求洛南县陈耳金矿承担医疗费、误工收入以及丧葬费等1 274万元。但这一集团诉讼很快被驳回,要求个案审理,理由是他们在陈耳金矿打工的时间不一致。
随后,洛南县人民法院开始以个案形式受理案件,2002年10月15日至22日期间,先后有28名尘肺民工接到了案件受理通知书。但开庭一等就是一年。
周全忠说,庭审之所以一直没能进行,主要是尘肺病民工只有职业病鉴定证明,还没有人事部门的工伤鉴定。而且由于打工农民当时与矿方大多没有签订用工合同,取证确定劳动关系有相当的难度。证据不足还带来立案难,以至于还有20名尘肺民工的案件直到2004年11月才立案,2003年8月,在等待工伤鉴定的过程中,王锦堂因不堪忍受病痛服毒自杀。
2003年12月2日起,洛南县人民法院才开始为亡故民工中的5名民工起诉开庭。2004年2月22日,经洛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由陈耳金矿一次性赔偿已故受害人王锦堂家属总损失近5万元。这是已故受害者中第一位被判获赔偿的民工。至此,尘肺民工经过2年起诉,才看到了讨回公正的希望。
根据2005年1月31日的法院判决书,山阳县石佛寺麻庄河村尘肺民工王书来应得赔偿4.47万,但直到8月中旬,他仍未拿到分文。王书来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两个智障的哥哥和一个上中学的孩子,生活本来就艰难。自从得了尘肺病,妻子离家出走,看病欠下外债2万多元。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可赔偿还这么难!
麻庄河村尘肺民工谭从华说,全村17个尘肺患者中已有12个有了判决,但到现在只有2人拿到了部分赔偿款,大部分人拿到判决见不到钱,还不知要等多久。
周全忠说,尘肺民工的案件判决之后遭遇了执行难,赔偿资金迟迟不到位。为此部分尘肺民工今年1月、5月已两次向洛南县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执行,但到现在效果也不理想。已判决的山阳县27名尘肺民工应得赔付总共180多万元,到现在执行赔付只有38万元左右,多数民工仍在借钱治病。
被告方鑫元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根地告诉记者,根据法院判决,公司应向尘肺民工总共赔付138万元,但由于金矿品位下降等原因,公司目前经济状况不佳,职工工资已欠发4个月,所以拿不出钱来一下子赔付。目前正在千方百计想办法,逐月赔付,剩余资金将在今年之内结清。
申论要求
请根据给定资料的内容,以秘书的名义整理一份供与会者讨论参考的会议材料。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楚;篇幅不少于400字。
这篇材料的内容相比较多,考生一定要很有耐心地把材料读完,不要顾此失彼,犯欲速而不达的错误。
参考答案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以及其他社会救济等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框架。整体上讲,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当前社会救助还存在着如下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社会救助没有实现城乡统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救助的转型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这项制度初步整合并改进了城市社会救助,使得城市贫困居民可以享受基本生活保障。而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在全国推开,大部分地区的困难农民难以期望获得政府的制度性救助。
第二,社会救助的项目比较单一。整体上看,现行社会救助主要还是单一的生活救助,重在保障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尽管一些地区在试行一些专项救助,比如说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但是目前成效还不明显。
第三,社会救助的水平偏低。现行社会救助或者沿用十几年前的救助标准,或者有意制定偏低的救助标准,在实施社会救助时,过分强调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低水平的救助不仅不能有效地支持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甚至有可能造成贫困陷阱。
第四,社会救助理念落后。现行社会救助基本上还是延续传统的救助理念,即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调查为基础,只有那些个人或家庭收入低于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的人才可以获得救助。由此导致了应保未保的局面。
第五,社会救助资金分担不太合理。现行社会救助在制度规定上过于强调地方责任。城市低保制度总是存在严重的“应保未保”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拿不出钱来。而目前农村五保供养问题突出,同样是因为基层没有钱,尤其是村集体没有钱。
第六,社会救助管理缺乏统筹。由于我国社会救助没有统一的设计和专门的立法,各项救助制度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救助的管理表现出缺乏统筹和协调的特征。